她是个荡妇
镇上的人第一次叫她“荡妇”,是在她二十三岁那年。
那年春天,柳絮飞得像有人在天上撕旧棉被。她站在镇口,把订了三年的亲事退了,顺手把男方送来的两只红漆木箱也退回去,只留下一把旧铁剪刀。媒婆急得直拍大腿,说她简直疯了,这么好的亲事,男人在布庄做账房,算盘打得比庙里木鱼还响,将来日子必定稳稳当当。
她笑了一下,说:“稳当有什么意思?棺材也很稳当。”
这话一传十十传百,到傍晚,半个镇子都知道沈照晚疯了。
第二天,卖豆腐的王婶端着半板豆腐,压低声音,很庄严地宣布:“这丫头不安分,是个荡妇。”
第三天,连巷口那条总睡在香烛店门口的黄狗,看她时眼神里都仿佛多了一点谴责。
沈照晚听见了,也不生气。她把竹篮往胳膊上一挎,买了二斤猪头肉,路过王婶摊前时还认真问了一句:“王婶,荡妇买豆腐,价钱跟良家妇女一样吧?”
王婶一噎,半天才憋出一句:“……你这嘴,迟早要吃亏。”
沈照晚点点头:“那倒是。我靠它省了不少饭钱。”
她就是这么个人。
她没嫁人,也没在家等着发霉,而是在河埠头支了个小摊,给人写信、念信、记账、抄状子,谁家孩子名字取得太土她也顺手帮着改。她识字多,脑子快,最要命的是脸皮厚。有人骂她,她听完还点评:“今天这句比昨天那句工整,看来你回去练过。”
久而久之,骂她的人都觉得没劲。像朝水里扔石头,本想听个“扑通”,结果水面很平静,倒显得扔石头的人很傻。
她那摊子渐渐红火起来。
寡妇来找她给在外打工的儿子写信,第一句总是:“娘一切都好,勿念。”沈照晚每次都要抬头问:“真一切都好?”对方沉默一会儿,说:“也不全是。夜里腿疼,灯油涨价,鸡又不下蛋了。”
沈照晚没再多说什么,只低头蘸饱了墨,将这几句鸡毛蒜皮的苦楚,一字不落地落在了纸上。写完,她把信纸调转方向,轻轻推了过去。
对方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半天,虽然不识字,眼睛却一直没挪开。她用粗糙的手背蹭了一下鼻子,沉默地从兜里多摸出两个铜板推过去。沈照晚没收,用笔杆子把铜板拨了回去:“留着买灯油吧。”
镇上姑娘来找她写情书,通常前半页都很大胆,什么“你不来我就病”“见你一面心都乱了”,写到末尾又突然变得胆小,非要加一句“若你无意,也不必勉强”。沈照晚常常边写边笑,说你们这些小祖宗,前头像山贼,后头像尼姑。
她也给人代写休书。
那是个脸肿着的女人,抱着三岁的女儿来找她,坐下时椅子都没敢坐满,像自己也觉得自己不配。她说话很轻,轻得像做错了事:“我不会写字,我想离了。”
沈照晚“嗯”了一声,问:“想清楚了?”
女人点头,点着点着,眼泪先掉下来:“再不走,活不了了。”
沈照晚没劝,也没问东问西。她只把纸铺平,写得很慢,很稳。写完后吹了吹墨,让那女人按手印。小姑娘在旁边看着,鼻涕挂到嘴边,忽然问:“姨姨,什么是离了?”
沈照晚想了想,说:“就是你娘以后能多笑一点了。”
小姑娘就很认真地点了点头,仿佛听懂了人生。
那天晚上,镇上人又议论她,说她教坏妇人,不守妇道,迟早遭报应。
沈照晚一边吃面一边听,听完还加了个卤蛋。她觉得报应这种事很玄,有时候像下雨,专挑没伞的人淋;有时候又像镇长的亲戚,明明干了坏事,还天天在街上遛鸟。
她三十岁那年,母亲病了。
沈母一辈子老实,老实得像块旧抹布,哪里脏了都往哪里擦。年轻时听丈夫的,丈夫死后听族里的,女儿退婚那年,她是哭得最厉害的那个,边哭边骂:“你这样,以后死了都没人给你摔盆。”
沈照晚那时正蹲在院子里杀鱼,闻言抬头说:“那正好,省一笔。”
她娘气得差点原地成佛。
可真正病倒后,夜里守在床前端屎端尿、喂药擦身的,还是这个“不成体统”的女儿。旁人白天来看一眼,说几句“要想开”,转头就走,只有沈照晚一宿一宿地熬。她娘有时烧得糊涂,抓着她手骂她,说你怎么还不嫁,你这辈子要怎么办。骂着骂着又忽然哭,说我死了你一个人怎么活。
沈照晚给她掖被角,语气还是那样,半真半玩笑:“一个人怎么不能活?鸡一个人下蛋,狗一个人看门,我这么大个人,还能不如鸡狗?”
她娘本来在哭,听到这句,居然笑了,一笑又咳,咳得眼泪鼻涕一齐出来。沈照晚连忙去拍她背,嘴里还不忘埋怨:“你看,做人就是麻烦,连笑都笑不利索。”
病到后头,沈母已经很瘦了,像一把快散的柴。一个傍晚,窗外晒着橘红色的霞,她忽然很轻地说:“晚晚,是娘对不起你。”
沈照晚正低头绞毛巾,手顿了顿。
“我那时候,总怕你和别人不一样。”沈母说,“后来才明白,人活着,本来就没有一个样。是我胆小,非要把你往窄门里塞。”
屋里很静,静得能听见院里水缸里滴答的水声。
过了一会儿,沈照晚笑着说:“没事。你那门太窄,我也塞不进去。”
她说得轻巧,眼睛却红了。
母亲去世那天,没多少人来帮忙。有人嫌她名声不好,不愿沾晦气;有人嘴上说忙,心里其实巴不得看她笑话,看这个一向硬气的女人会不会终于露出点狼狈样。
她当然狼狈了。
她一个人烧水,一个人收拾寿衣,一个人去买香烛纸钱,回来时肩上落了点雪。她站在灵前,突然发现自己哭不出来。
直到入夜,来吊唁的人散得差不多了,门口进来一个年轻女人,抱着个七八岁的女孩。
她愣了半天才认出来,是当年那个来写休书的女人。
女人没说太多,只把一篮热馒头放在桌上:“我猜你顾不上吃。”
小女孩已经长高了,眉眼很亮,走到她跟前,小声说:“姨姨,我娘现在真的经常笑了。”
沈照晚愣了愣。她没有马上接话,只是垂下眼,拿起桌上那个还冒着热气的白面馒头,用力咬了一大口。
太烫了。那股热气顺着喉咙冲进胃里,又直逼眼眶。白天在灵前怎么也掉不下来的眼泪,就这么毫无征兆地砸在了手背上。连带着她这些年挨过的骂、受过的白眼,似乎都在这口咽下去的滚烫里,落到了实处 。
也是从那以后,镇上的女孩们私底下都爱往她那儿跑。
有人来问她要不要念书,有人问她不想成亲是不是罪过,有人问她喜欢上一个穷小子怎么办,还有个十六岁的丫头满脸悲壮地问:“我觉得自己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,这是不是不正经?”
沈照晚正嗑瓜子,瓜子皮差点喷出来。
“这算什么不正经?”她说,“你要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都算有罪,那燕子每年迁徙都得判个流放。”
女孩们被她逗得直笑。
她就这样一边嗑瓜子一边给人壮胆。她不讲大道理,她只说些很俗的话:饿了要吃饭,想跑就趁腿还利索,男人不是饭票,名声不能当棉被,实在难过就先睡一觉,天大的事睡醒再骂。
日子就这么一年一年过去。她四十岁以后,镇上的人其实已经不怎么叫她“荡妇”了。
不是他们突然变高尚了,而是他们发现,这个词搁在她身上,慢慢竟变了味。她既没像他们诅咒的那样穷死饿死,也没被什么天打雷劈。她活得辛苦,但活得热闹;她帮人写信,帮人算账,帮人离婚,帮人起名字,帮人骂醒自己。谁家真有难事,第一个想到的,往往还是她。
于是“荡妇”两个字,在她这里不再像口水,倒有点像绰号。
像那种带着点刺、却也带着点服气的绰号。
她五十三岁那年,镇上新来了个教书先生,年轻,戴眼镜,自命不凡,最爱在茶馆讲学问。有一回讲到“妇德”,摇头晃脑地说,女人当以静为美,以顺为贵,最忌心野。
沈照晚恰好在旁边吃花生,听完就问:“那男人呢?”
先生一愣,挺起胸膛:“男人自然当志在四方,建功立业。”
“哦,”她点点头,“不过我有点纳闷。都是两条腿往外跑,怎么长了胡子的叫志在四方,没长胡子的就叫心野?照您这分法,您家院子里那头天天往外乱跑的黑猪,是该算它志在四方呢,还是算它不守猪道?”
茶馆里安静了一瞬,接着笑得桌子都在抖。
那先生脸红得像蒸熟的虾,从此见了她绕道走。镇上人说她嘴太损,她却很无辜:“我说的是实话。实话通常就是这么不讨喜。”
她老了以后,牙掉了两颗,眼睛也花了,写字不如从前利索。有人劝她收摊养老,她不肯,说我这一辈子都在跟人说话,突然闲下来,怕把自己闷出蘑菇。
某个秋天傍晚,她坐在河边,看见几个小姑娘挽着裤脚在水里踩浪。她们笑得东倒西歪,衣服下摆都湿了,也不管。晚风吹过来,河面一圈一圈地荡开,天边是很薄很薄的金色。
其中一个女孩忽然冲她喊:“沈婆婆,大家都说你年轻时是个荡妇,是真的吗?”
旁边的大人吓得脸都白了,忙要捂嘴。沈照晚却笑起来,笑得眼角像开了褶的纸扇。
“真的啊。”她说。
众人都愣了一下。
她低头看了看河水,蒲扇在手里轻轻晃了两下,慢悠悠地说:“不过,他们嘴里的那个‘荡’,跟我认的不是一回事。”
几个女孩安静下来,睁着眼看她。
“你们看这水,”她拿扇子点了点河面,“水要是不荡,就成死水了;风要是不荡,也吹不远。人活着也是一样,心里总得有一点动静,有一点想往外走、想活得开阔的意思。荡是个好字,荡妇怎么不是个好词呢?”
那几个女孩听得半懂不懂,却都没出声。
她又补了一句:“不过,道理归道理,饭还是要好好吃。人想飞远一点,也得先站稳。连自己都顾不住,风一来就倒,那不叫荡,那叫遭罪。”
孩子们一下笑成一团。
沈照晚也笑,笑着笑着,忽然有点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。想起那些骂声,河埠头的风,母亲临终前那句迟来的道歉,想起那篮热馒头,想起很多很多女人压低了声音对她说“我想走”“我想读书”“我想活得不一样”。
她这一生,没做成谁家的好媳妇,也没成为什么传奇。她只是固执地活成了自己。像一只不肯进笼的鸟,飞得不算高,羽毛也不算华丽,甚至常常被风吹得东倒西歪,但她知道天在哪里。
后来她去世时,镇上来了很多人。
有她帮着写过信的,有她帮着打过官司的,有被她骂醒过的,也有当年骂她最凶的。大家站在灵前,神色都很规矩,仿佛一夜之间,谁都变成了厚道人。
可沈照晚若还活着,大概是要嫌他们装的。
她这一生,活着的时候没几个人真懂;到了死后,当然也未必就忽然都懂了。有人记得她心肠好,有人记得她嘴厉害,有人记得她不像样,也有人记得她帮过自己一回。至于“荡妇”两个字,有人还是觉得不好听,只是到底不好再拿它骂她了。
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。镇上的天照旧是那片天,河照旧是那条河,碎嘴的人照旧碎嘴。
只是从此以后,总有那么几个年轻姑娘,在想做一件不大合规矩的事时,会忽然想起:从前镇上有过那么一个女人,也没怎么样,照样活到了老。
—— 完 ——